波西米亞樓 中國文學的遊牧民族(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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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馬來西亞文藝營開幕式上的講演我稱自己為“中國文學的遊牧民族”之一員，自然是帶點戲言意味的。這其中有我的幾許苦惱和幾許樂趣。我想，像我這樣遊散於祖國本土之外、在地球各隅以華語寫作的人，會體味我的苦樂參半的，受。

所謂“遊牧”無非是指我們從地理到心理的社會位置:既遊離於母語主，又處於別族文化的邊緣。遊牧部落自古至今是從不被別族文化徹底認同，因此也從不被異種文化徹底同化。但它又不可能不被寄居地的文化所染，從而出現自己的更新和演變，以求得最適當的生存形式。這裡生存形式決定我們在文學中的表達風格，決定我們的語言——帶有異國風情的中國語言。

像所有遊牧民族一樣，我們馱著無形的文化負載，從離開祖國海岸線的那一時刻起，就開始了永不會停駐的跋涉（一種無形的苦旅，一種即使有了土地所有權也不可能徹底消除的離情別緒），於是，我們的語言有了獨特的聲調、語氣。

對於我來說，沒有不好的故事，只有講得不好的故事。海外作家的遷移——這個似乎永遠未完成，有時己翻越了幾個世紀的遷移過程使我們每個家庭、每個人都有故事可說。然而述說故事的語言決定它是否有聽眾，是否能在自己的母語語境中，以及在超越母語語境，即在人類思想和情的境界中擁有儘可能大的聽眾群。我們與第二故鄉（我們所移居的國度）的人們共享同一種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與他們有著相似的生存經驗，這似乎是我們文學創作的優勢，使我們筆下的故事背景和人物行為易被認同（而不像許多發生在中國大陸的故事，讀者對這些故事的審美首先要具備對大陸半個世紀來的歷史知識，包括對頻繁發生的政治運動所發生的特殊環境與語言之知識）。這種語言習慣甚至比方言或術語更難懂得。西方有不少成功的作家（如俄國的亡作家普寧、那波可夫，猶太的辛格，以及近年亡的智利女作家阿言德，捷克作家昆德拉），都是在母語語境之外，以母語寫作。參照這些作家，我們這些中國文學的“遊牧者”們並沒有躋身於那個更為環球的文學“遊牧部落”中去。同樣，似乎更為不幸的是，我們在中國本土的文壇上，也只有一個近乎虛設的位置。因為我們的生活經驗對於中國讀者是遙遠的，是不切題的。他們對我們的語言到別具風情，但這語言所砌築的故事僅使他們好奇，整體上是隻能類屬中國文學的一個少數民族，並不能進入主。這似乎又讓我們到劣勢的處境。

在海外生活、學習了八年，使我認識到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壇的地位是次要的。漢學界外的文學讀者對於中國文學，幾乎是無知的。這當然與翻譯者們有很大關係，甚至也可以歸結到我們漢文字的特。西方語言學家認為中國語言是視覺的，而其他所有語言都是聽覺的。因此中國語言文字是人類語言發展的一個例外。漢字的意象造成審美對象視覺上的快其實是最強烈的（如“大漠孤煙直，長河落圓”這些文字本身給人的意象是極其圖像的）。中國文字的特別屬使我們在把中國文字傳導給世界時有著巨大困難。儘管我們所描寫的生活經驗是世界認識的（不像中國大陸的作家，若想他的故事被懂得，必須作大量的歷史背景介紹，必定對一定的時代用語作註解），我們語言卻不能通過翻譯來得到理想的全球通。我們語言中所含的情與思想，中文本身所具有的無限豐富的表達，都成了無法變通，因此無法產生能量的電。每每想到此，我總到我們這個文學遊牧民族面臨的挑戰非常的大。

這挑戰包括尋找到更具環球意識的敘述角度，尋找到能夠全世界通的寫作方式和語言。前二者是容易做到的，但後者卻需要長期的探索和實踐。我們生活在兩種，甚至多種語言的環境中，我們在聆聽和閱讀別種語言的過程中，應更有意識地體驗別種語言的表達方式、描述方式，從而在華文中尋找出最確、最令人心領神會的表述語言。一旦找到或創作出這樣的中國文學語言，才不會在翻譯過程中失大量的中國文字之美麗、之含蓄、之生命。

我們的文字和語言是最古老、又是最年輕的。五四運動之後才開始普及的文學語言（從文言文到白話文的革命）仍有巨大的成長和發展空間。我們在文字創作中對中國語言的求索、錘鍊，都在催化它的成。大眾的語言是不斷更新的，尤其在故土之外，它在不斷被其他語言所影響、所浸潤，但大眾語言的進化是自然所至，是無意識的，而文學工作者們，如我們這樣用祖傳文字來創造當代語言之藝術的人，對中國語言的開掘與更新，則應是有意識的。

晉末的符堅，在千萬大軍被謝安擊退後，後裔們漸漸亡到藏、羌雜之地。他們傳承自己的歷史和文化，一代代以歌唱的史詩使他們在遊牧過程中，使自己的文化疆域變得無形卻無限。那歌唱對別民族久遠的染，以及對自己文化基因的遺傳，使之成為不滅的生命。那畢竟是太古老太悲傷的遊牧形式。我們在祖國海岸線之外擁有了土地和天空，我們以自己的文字寫著自己的往事與今事，寫著夢想與現實，文學便是我們這個“遊牧民族”代代相傳的歌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