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墨舂秋汪精衛 第08章禍溯從頭(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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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軍部亟謀拔出泥淖的回顧。

近衛當然不主張”事變”擴大；記起丁紹仞辭行時所作的約定，認為除卻他跟蔣主席促膝深談以外，別無防止擴大之法。於是先向宮崎及秋山聯絡；再徵得陸相杉山元大將的同意，決定派宮崎到南京聯絡。哪知在神戶上船之前，宮崎為憲兵所扣押。同時秋山亦在東京被捕，罪名是有間諜嫌疑。幾經涉，軍部同意釋放，但並未履行同意；事隔一週，”事變”已擴大至不可收拾的地步——軍部欺騙了他們的首相，有意扼殺近衛謀與蔣委員長直接深談的可能。

到得中國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奮起抗戰，明白昭示，犧牲已到最後關頭，唯有與敵人周旋到底時，近衛內閣卻還拿不出確定的方針，因為內閣受軍部的影響；而軍部在擔當中國戰場主要責任的陸軍方面，卻有擴大派與不擴大派的尖銳對立。是故近衛雖在閣議中聲明瞭不擴大的方針，而事實上”蘆溝橋事變”已無法作為”地方事件”就地解決。即使陸軍一致不同意擴大，要收束局勢亦起棘手；更何況意見紛起，無法下達明確的指令，唯有任令在中國的陸軍將領，任意胡為，以致瀕於無法收拾的惡劣態勢。

陸軍的擴大派，大致在陸軍省；由杉山陸相及梅津次官主持，此外朝鮮總督南次郎及朝鮮軍司令官小磯國昭，亦為擴大派的巨頭。

至於不擴大派，則為參謀本部掌實權的人物，以多田參謀次長為首。最不可思議的是，發動”九一八事變”的侵華急先鋒，屬於統制派石原莞爾及板垣徵四郎，竟為不擴大派的健將。石原平時擔任參謀本部作戰部部長，協助次長多田駿與陸相杉山元展開烈的爭論；到得”事變”第二年的6月，杉山元垮臺，由板垣徵四郎接任陸相，即為多田與石原的策劃。

何以石原與板垣不主張擴大？那是因為他們對中國的情況，比在東京的陸軍將領，瞭解得多，深知蔣委員長的地位及威望，與”九一八”時代已大不相同；號召力在整個中國大陸，無遠弗屆，無微不達。

同時，他們在關東軍服務多年，深知本真正的心腹大敵是俄國。中兩敗俱傷，得利的漁翁在莫斯科，所以極力主張不擴大，保存國力，對付蘇俄。但多田、石原、板垣雖居陸軍的要津，卻非統制派的領袖；論資望足以與杉山、梅津、小磯以及松井石之相片的荒木貞夫、宇垣一成，因為不是現役，無法擔任陸相或參謀總長；儘管近衛邀宇垣擔任外相，荒木擔任文相，但以無法約束現役的陸軍將校之故，所以不擴大派的主張，到頭來終於犧牲在以統制派為主的擴大野心之中。

更糟糕的是，不擴大派的板垣，從入閣以後，暗中受了統制派的遊說，言行一變，破壞了石原構想為主的”宇垣工作”——一條雙管齊下的結束中戰爭的路線。

在”蘆溝橋事變”發生半年以後，本不但未能如杉山向昭和保證的，可以3個月以內結束戰爭；而且投入中國戰場的總兵力，已超過預定限度的三分之二。本軍部所擬定的戰略指導原則是，全部陸軍50個師團，以15個動用於中國戰場；其餘35個師團，用來防俄；而至1938年初，軍在南京方面有14個師團，華北10個師團，山西一個師團，恰為總兵力的一半；而且情勢顯示，尚須增兵。石原與板垣在中國的陰謀活動，一向撿便宜慣了的，認為這樣打仗法，即令戰勝，亦將大喪元氣；所以必須改弦易轍；由力戰改為智取。板垣之入閣，象徵著謀略戰的開始。

影佐禎昭之脫穎而出，即在此時；他擔任陸軍參謀本部第八課課長，主管的就是謀略工作。

在石原莞爾的指導之下，開始挽救由第一次近衛聲明:“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及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調停中停戰失敗所造成的僵局。

第一個行動是利用”滿鐵”駐南京事務所主任西義顯與外部亞洲司本科科長董道寧的同學關係，試探和平。當時軍事委員會對敵情報工作的原則是，不放棄任何可以探索敵人真相的機會，所以董道寧被允許可以秘密赴。

1938年2月，董道寧到了南京，與影佐見面，影佐表示，當近衛發表”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時，他曾強烈反對，且一度想懇求參謀長多田，直接向皇陳述，中止發佈此一聲明，這話不知真偽，但董道寧在本逗留兩週回國時，影佐託他帶了兩封親筆信給行政院副院長張群，軍政部長何應欽，這卻是一個足以為他自己帶來殺身之禍的不平凡的舉動。

於是4月初，高宗武與西義顯在香港會談，提出了中國方面的和平條件。當然，這是以謀略對謀略，虛與委蛇，藉此一則多瞭解敵人的意向；二則為緩兵之計，但本方面卻很認真；石原打算由這條路線，逐步進行，修正近衛自己所承信的，平生所犯的最大的錯誤，發佈了那個國際慣例所僅見的聲明。

那知，4月6臺兒莊大捷，本第十、第五兩個師團被擊潰，傷亡三萬人之多。東京軍部大受刺，封閉了西義顯的這條路線。

於是接下來便有”宇垣工作”；而以近衛內閣逐漸改組，杉山”退陣”、板垣登場，及宇垣任外相、荒木任文相為”宇垣工作”的開始。

當時軍已打到徐州，下一個目標是開封與鄭州，奪得平漢，隴海兩路叉點的中原要衝，循平漢線長驅南下，直達武漢三鎮，打一個大勝仗以後，談和更為有利。那知國軍已準備了一個據中國最古老的戰略而設計的陷阱，等在那裡了。

6月上旬，軍攻陷開封；它的機械化部隊正計劃一鼓作氣，直下武漢時，開封、鄭州間的花園口決堤，黃河橫決，滾滾南下，淹沒了河南省東南的大平原，以及淮河以北的地區，浸水地區約一公尺，農民還可以步行往來；中國政府當然也有必要的賑濟行動。而軍的災情慘重，百倍於當地的中國百姓；他們的車輛、大炮、坦克，皆盡陷於泥沼，動彈不得，不但阻遏了軍對武漢的攻勢，而且迫軍修改作戰計劃，並改組華中的戰鬥序列。

這對剛剛開始的”宇垣工作”雖說是兜頭一盆冷水:但也有好處，那就是正好配合宇垣的”低姿勢”在6月17，他就任外相後所舉行的第一次外國記者招待會中，公開修正了第一次近衛聲明，說”大局本變動時，可以重新考慮本的態度。”在此以前，中國政府已獲得情報，宇垣就任外相有4個條件:加強內閣統一；對華外一元化；迅速決定和平方針；不拘泥於”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近衛完全接受。因此，本乎謀略戰的原則，中國國防會議秘書長張群，以私人身分向宇垣發了一個賀電，宇垣覆電道謝，並建議可否請行政院院長孔祥熙到本商談謀和的可能？及至6月17的公開聲明，無異進一步表明求和的誠意；於是，10天以後，孔祥熙的代表喬輔之首先在香港與本總領事中村豐一會談，為孔祥熙赴的行程作安排。

當然喬輔之首先要探明的是，本方面的條件；喬輔之問:“本是不是會要求蔣委員長下野？”中村無法回答這個問題；急電外務省請示。宇垣親自擬了覆電，明確指示:“以蔣介石下野為條件。”外務省東亞局長石立即提出警告:倘或如此，和談一開始就不必希望有結果。

宇垣的答覆是:“最後並不以蔣介石下野為條件；但目前本朝野反蔣的空氣很濃厚，所以不能不在一開始作一個姿態。”事實上是很清楚的，蔣委員長已成為中國唯一的領袖，不論和戰，都非他主持不可。但石原莞爾所策劃的謀略戰以暫時”倒蔣”為整個謀略的核心；其中包含著亦和亦戰，對內對外的重重陰謀:第一、如果蔣委員長”下野”中國再無第二個人能領導抗戰；那時中國戰場將形成一片混亂，軍在華中、華北、華南、河東——山西各個戰場，發動全面攻勢；或許杉山元所作”3個月內結束戰爭”的狂妄大言竟得實現。這也就是統制派甘於退讓，容一個長於設計，一個重在實行的石原與板垣這一對搭檔，來試一試的主要原因。

第二、即或不能達成使中國訂立”城下之盟”式的”和約”；但打一個大勝仗，不會成問題，”和片”亦一定可以實現。

第三、軍部雖知數十萬陸軍陷入中國戰場這個大泥淖的危險；但下級軍官至士兵，以及民間為數眾多的狂熱右派分子，對戰略上的嚴重危機，不會了解，只看到”皇軍”節節進展，會反對談和。鑑於俄戰後，訂立《朴資茅斯條約》引平民間大暴動的往事，就必須在”反蔣的情”上，使大家有所發洩，才能接受與中國談和這一決定。

因此，以宇垣出任外相，決非偶然，而是出於心的設計；因為宇垣以”倒蔣”出名，但其他中國政府的要人，則頗多為宇垣的舊識。是故，打出宇垣這張牌，在一般的覺上，便有”支終必和平；但蔣介石不會再成為中國領袖”的印象。

石原的謀略最深刻之處，便在不獨要造成本人有此印象；同時要使中國的政府，亦能產生這樣的誤解——汪衛、周佛海便是有此誤解，怦怦心動，鑽入石原的圈套，旋即省悟，而悔之已晚的人。

至於石原謀略的具體手段，是建立一個”內閣中的內閣”由首相及陸、海、外務、大藏四大臣，組織”五相會議”作為”最高國策研討機關”6月10成立，在一個半月中開了4次會議，制訂了”今後支那事件指導方針”；”因應時間的對支謀略”；”支那政權內面指導大綱”3個文件。

“指導方針”是”集中國力於1938年內達成戰爭目的”如何”達成”就要看”對支謀略”了。

“謀略”的核心，即是使中國”中央政府崩壞，蔣介石下臺”主要的手段一共6項；尤其重要的3項是:起用”支那一人物”釀成”新中央政權”的機運；利用並縱”反蔣實力派”在敵中樹立”反蔣、反共、反戰政府”；促使中國法幣制度崩潰，取得中國在外財產，從財政上去徹底擊敗中國。

至於第三個文件，所謂”支那政權”是指本炮製的”新中央政權”而言；既有”內面指導”則此”新中央政權”必成傀儡，自不待言。

不過宇垣雖建議請孔祥熙赴本會談，但以孔祥熙對國家的紀錄，及與蔣委員長的親密關係，絕不可能期望他能為”新中央政權”的領導者；而且亦難望與孔祥熙的談判中，獲致如何有利於本的和平條件。因此，雖然喬輔之與中村豐一第二次在香港會談，大致已達成可由孔祥熙前往長期談判的結論；但板垣一變初衷，認為這樣的談判，並無好處，便趁近衛請假休養的機會，利用”帷幄上奏權”謁見昭和後，接見外國記者，發表”倒蔣”的聲明，接著進一步表明了強硬的態度，明白反對宇垣的外方針。石原的謀略，遭到嚴重的挫折；同時這對策動”九一八事變”的親密搭檔，亦就此分道揚鑣了。

促使板垣態度變化的另一主要原因是，他們找到了一個”支那一人物”就是汪衛。他早就在唱”低調”了；當”宇垣工作”剛開始時，想去說明蔣委員長，放棄”抗戰到底”的決心——那天蔣委員長因為重冒，必須臥休息，便在病榻前面，接見汪衛。

問了病況以後，汪衛有片刻的沉默。他一向以長於詞令見稱，在這樣的情況下，出現冷場的局面，當然是有一句非常重要而難於措詞的話在考慮。蔣委員長雖在發高燒，卻是神智湛明；見此光景，便從頭櫃上拿起一杯白開水，喝一大口，舒口氣說:“如果我們接受了本的和平條件，將來喝口水都不會有自由。”汪衛默默不答；敷衍了一會，告辭離去；他已知道蔣委員長的決心是決不可動搖的，與本談和的話，不必再提。但本方面積極”引誘”的手段，終不免使他”心蕩漾”了。

就在板垣發表強硬聲明，亦就是”蘆溝橋事變”將屆週年的前兩天，近衛銷假視事；同時昭和分別召見了板垣、宇垣、近衛及參謀總長閒院宮親王，決定了扶植汪衛的路線。平時高宗武已私下到了橫濱；由於扶植汪衛的路線已經確定，所以高宗武才得由影佐禎昭的引見，與近衛及板垣會談。他要求近衛親筆寫一封”本政府願以汪衛為和平運動中心”的保證函；這是國際涉慣例絕不容許的事，結果改由陸相板垣出了這樣的一封信。

但高宗武這條路線，還是表面的；另外有條秘密路線，由石原親自領導，出面執行的則是參謀本部情報課的中國班長今井武夫中佐，早在宇垣、板垣未入閣前的4月間，便跟汪系的梅思平，在香港作了秘密接觸，那是典型的特務政治，一切表面文章都不必談，赤地提出”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合作”計劃。但梅思平知道汪衛多少還有點”頭巾氣”所以他跟今井武夫接觸的結果，報知汪衛的只是比較冠冕堂皇的一部分；真正的秘密，只有陳璧君一個人知道。

當然，本方面希望高宗武這條路線能夠成功，也就是一反近衛的第一次聲明，以蔣委員長為對手，談成”中和平”但一方面鑑於蔣委員長的意志堅決；另一方面發覺高宗武並不如梅思平那樣純粹以擁汪為目的，而他另有他的一套想法，希望以汪衛為過渡，影響蔣委員長，改變政策，願意談和，所以起初雖是擅自行動，未經政府許可，秘密赴，但回國以後，整理出《東渡記》、《在東會談紀錄》、《個人觀》3個文件，函呈駐節漢口的蔣委員長，並特別陳明:“倘有可供鈞座參考之處，則或可贖職擅越之罪於萬一。”在本軍部看來，高宗武便是相當危險的人物，因為跟汪衛的秘密涉，蔣委員長都會知道；從此對高宗武器了戒心，同時也決定了加緊利用秘密路線的原則。

由於對這條秘密路線，深具用心，因而以統制派為主的對華事變擴大派，採取了兩項重大行動:對外是加速進行對武漢的攻擊，由東久邇穩彥中將的第二軍，及岡村寧次的第一軍，配合海軍第三艦隊，分兩路進攻，水路十一軍自安徽入江西，在九江突擊登陸；陸路由第二軍自大別山北側，直指漢口。

對內，則是展開倒宇垣運動；主要的手段是要來設置”對支院”統一處理所有關於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問題；換句話說，是陸軍要從外務省中奪取對中國部分的職權。

這是個老問題。外職權之被分割，是一件絕對無法容忍的事，宇垣的前任廣田弘毅，就因為這個問題之不能解決而掛冠求去；宇垣被邀入閣時，所提的4項條件，第二項”對華外一元化”亦即為針對此問題而發。現在陸軍舊事重提，而且態度堅決，明明是反對”宇垣工作”的強烈表示；宇垣作了一些讓步，提出”對支院”的職權只限於軍佔領地區，但陸軍堅持如故，近衛亦有屈服在軍部壓力之下的明顯趨向。這一來，宇垣就不能不辭職；平時為9月29。

兩天以後，本閣議通過設立”對支院”；後來改名”興亞院”直屬於首相，兼任總裁，而實權諸”總務長官”直接受軍部的指揮。第一任總務長官是統制派的要角，指揮金山衛登陸的柳嶺平助中將。

由宇垣的垮臺，明白表示本陸軍決意貫徹今井——梅思平——陳璧君之間的那條”秘密路線”；三星期以後，梅思平由香港飛重慶，告訴汪衛說:“本希望汪先生脫離重慶，別組新政府，談判和平條件。”於是汪衛召集周佛海、陳公博密議；由於武漢恰好在此時淪陷，所以議而不決。但最後是由陳璧君作了決定，接受本的意向。於是對華陰謀的”秘密”、”公開”兩條路線合了。11月初，近衛發表第二次聲明，”倘國民政府放棄抗政策，參加東亞新秩序，本並不拒絕”修正了第一次”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作為汪衛得以發起”和平運動”的起藉。

很快地汪衛表示”應該據本政府的聲明，和方開始和平談判”事實上秘密會談已經開始，代表秘密路線的是今井和梅思平；代表公開路線的是影佐和高宗武。會談的地點是上海虹口公園附近，後來成為土肥原住宅的”重光堂”；子是11月1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