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粉子 第三章(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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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對，每年的四月，遍地是櫻花的花瓣，蠻漂亮，阿秋很捨不得離開。黃昏我們常在林蔭道上散步，蠻有意思…”這位方糖先生的好不容易有了說話的機會，萬分踴躍地和林未晏熱烈起來。

“我們什麼時候去美國嘛，你不是說好五一…”林未晏搖著劉至誠的肩膀說。

劉至誠嶄釘截鐵地打斷了她的話，對“方糖先生”說:“不要再猶豫了，成都和上海都是中國最有希望的城市，要同時發展，兩條腿走路。”酒席散的時候，我給了沈秋一張名片，告訴她這是我們在劉至誠的關照下，我和王建南合辦的廣告公司。

告別的時候“方糖先生”溫柔地緊摟著沈秋和當年一樣秀美的肢，和大家一一握手，臉上的笑容比方糖還甜。

毫無疑問，這位曾先生看起來是一個比較體面的老公，沈美人找到這樣的歸宿，應該還算不錯。

68看著沈秋和她老公遠去的背影，我估計，王建南要想橫刀奪愛肯定不太現實。

不過，給那位“方糖先生”戴戴綠帽卻未嘗不可，眼下正是綠肥紅瘦的季節，所謂人間四月芳菲盡，如果四月份沒有找到粉子，這一年都會很困難。

第二天，我在辦公室把昨晚見到沈秋、以及一起吃飯的情況向王建南仔細描述了一番之後，向他闡述了“綠肥紅瘦”的道理。

我說:“如果這一個月找不到粉子，你可以打一打老情人的主意，給姓曾的戴戴綠帽。”

“何必破壞別人家庭。”王建南說。

“你娃太不自量力了，別人的老公是海龜碩士，你破壞得了？”我說。

很快要到“五一”大假，最近這兩個項目做下來，我和王建南的包都鼓了起來。年少多金愛風，正是大展雄風的好子，我必須儘快解決粉子問題。

於是我說:“這樣吧，這幾天你搬到我家裡住，我們換一換房子，看你能不能把我”金屋藏嬌“的劉小慧勾兌好。”王建南起初不太同意，我說:“我的房子總比你的要舒服些吧？”在我的利誘之下，王建南只好答應，今晚就搬過來住。

我堅持這樣做其實是為自己考慮。如果這幾天我實在泡不上女人，我打算到夜總會“提提貨”另外，以前的老相好也該會一會了，當然不能帶到自己家裡，只能帶到王建南家去。大家都明白，把風塵女子帶回自己家很不明智，不定哪一天，小姐就在警察面前把你供出來，然後按圖索驥把我抓個正著，最可怕的是送進“嫖大”學習改造“畢業”以後，這一輩子也別想抬頭做人。

我們這一代人的成長本來就很艱難，25歲之前壓抑，於是成為憤青，嚮往永恆純潔的愛，那時候愛情是陽光，是雨，是最美妙的情，讓生命的花朵在心中盛放；25歲之後壓抑少了，於是無厘頭，無厘頭幾年人到30，愛情變成了**，一旦事業有成便縱情無度，於是成為氓，也就被很多人稱為“成”對我們這代人來說，成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我們生於飢餓年代，小時候肚子餓，長大了飢渴，一直以來都是情飢餓，小時候缺鈣，長大了缺愛。所以我們的憤青時期持續時間相當長，無厘頭時間很短。也有例外，比如王建南就如此，30歲了還在“無厘頭”我估計，如果這幾年他不隨我們公司一起成長，這輩子肯定要完蛋。上次我們在“白夜酒吧”我見過的那位他所謂的詩人，正是那種40多歲的頭小夥子。

女人的情況和男人相反，尤其是漂亮女人，30歲之前很成，30歲之後反而成為純潔的“憤青”越來越天真無，女憤青的主要特點是天天“嘮叨”也有少數女憤青忙於捉拿老公的姦情。

當然，信息時代的年輕人比我們幸運，18歲之前是憤青，19歲無厘頭，20歲就已經很現實了。目前還有進一步提前的趨勢，以至於現在的暢銷書大多是18歲以下的少年作家寫的，最近兩年作家年齡還有越來偏小的勢頭，一個小孩不到6歲就寫了一部長篇小說，在市場上特別暢銷。

不過，我們這一代人也總算成了，兩年前，每當我開著吉普車、帶著周家梅回家時，街坊鄰居都很羨慕地對我媽說:“東東這娃娃終於出息了，媳婦又漂亮又賢惠。”這句話的表揚是全方位的，甚至還包含著道德評價，因為成都男人的副駕上很少坐著老婆，副駕上常常坐著的女人要麼是“二”要麼是正在勾兌、即將成為“二”的粉子。

的確，在別人眼裡，我那時候正是事業有成，家庭幸福。

69五一節快到了，這兩天我在辦公室心不在焉，一心盤算著纏那一個粉子一起過節。

這時電話響了，我接起來，一個女人的聲音在說:“你好，請找胡向東。”聲音遙遠而又悉，恍惚之間我以為是周家梅，我問你哪位？

“我是沈秋。”她說。

難怪這聲音很遙遠。沈秋在電話裡說，她的咖啡店已經開始裝修，想請我吃個飯，讓我們誠東文化傳播公司為她出些主意，幫她取一個店名，最後她說:“要是王建南也有空的話，可以叫上他一起來。”婆娘畢竟是婆娘，有話就明說吧，我說:“王建南就旁邊。”然後把話筒遞給對面的王建南說:“沈美人要召見你了。”王建南比我更動，拿著電話就像是捧著聖旨:“嗯，嗯…好，那就定在香積廚，六點半我們準時到。”在王建南的催促下，我們提前10分鐘就到了香積廚酒樓。

快七點了，沈秋還沒有出來。

在我們快要把雙眼望穿的時候，沈美人終於姍姍來遲。

她一走進來就讓我大吃一驚，上次在牡丹閣那種豪華的地方，她衣著很隨意；今天在一個普通的酒樓裡，她居然盛裝出席，當年的美重現在我們面前，一絲也沒有減少。

飯桌上，兩個人說話都很拘束，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在場，他們對當年的事隻字不提。

整個晚上大家的話很少，我估計是我這盞燈泡太亮了。沒等菜上完，我刨了幾口飯撒個謊，提前滾蛋了。

第二天一早，我一到辦公室就問王建南:“昨晚是不是給那位方糖先生的戴上綠帽了？老實待。”

“沒有，絕對不會！”王建南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