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去的藏獒(藏獒的精神) 因斷裂而凹凸的世界屋脊(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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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一直認為，青藏高原的近代和當代是燦爛的巫術年代的迴光返照。據遺存至今的羌人儺舞的演示，在那個透明而空靈的巫術年代，應該有一頭野犛牛漫步在高原之野，它是大地和生靈的象徵，是一個主宰著草原和農田的神。它在生命的最後一刻兇猛地衝向了海底沙礫沉澱而成的高大石壁，碩大的頭顱頓時迸裂，鮮血嘩嘩淌。石壁轟然崩塌了，沙石礫塊瞬間掩埋了那個腹大起大伏的黑雄健的軀體。多少世紀過去了，跋涉者發現了它，醉於歷史的思想者掘起了它，喟然一聲驚歎:“哦，化石。”這樣的化石出現在那些被稱作荒原的地方，在喜馬拉雅山脈，在唐古拉高野，在柴達木盆地，在一切有人類痕跡的荒曠之地。犛牛，不管是家養的，還是野生的，都是人類的伴生物，都是遙遠的巫術年代留給今天的圖騰。在牛圖騰的關照之下，荒原上，原初意識林支撐起了殘缺不全的人類理大廈。在它的四周，草無際，悲愴蒼茫，被戰刀刈折了的最後一顆人頭又被馬蹄揚起的風塵捲走了，恐怖啊。倏然之間，掠過那個偉大的地理發現時代。古人猿的那一泡滂沱大，一眨眼功夫，便被文明人命名成了青海湖。

在那個早晨，在那次血淋淋的分娩中，野犛牛的子，那個光豔照人的鹿目女，用白絮棉的長袖輕拂出了青藏高原的黎明，人類和新生代第四紀和蛋清一樣凝固的世紀初一起從霧中淡出。而孿生的黃昏和黃風，以不可遏制的情態氣勢，將鹿目女凌空托起。這是一次只為了和太陽擁抱的升高，這樣的升高讓鹿目女看清了青藏高原——大地溫的模樣。終於可以繁衍了，鹿目女，在雄的懷抱裡，在一切雄的懷抱裡，蕩笑出一個個永恆的瞬間，繼而息，一氣呵成，喜馬拉雅高賦，珠穆朗瑪文章。

誕生了，又一次誕生了，青藏高原那崛起的屋脊和人群。他們是野犛牛的兒女，是陽光照耀和河水滋潤的生命。憂傷的太陽神熱望著她們的兄弟姐妹，在臉頰上塗抹著世界屋脊的印記，紫暈深深。

走向老時代的末尾，走向新時代的開端，人心全是信息城。荒原之上，鹿目女的眼睛就像一對小太陽，以顫動彎曲的波光，掃視著信息城帶來的變化，就像一隻白鹿望著叉叉獵槍黑的槍管。

又是一次真正的創世——用一個個彩的實體填補著一個個無的空間:高樓大廈、飛機電話、資源優勢、引投資、高技術、國際競爭、貿易大戰、反對壟斷、工業社會、商業繁榮、電子家庭、全球意識、開發西部、環境保護、財富夢想、反恐聯盟、選擇繆斯、接挑戰，古絲綢之路變成了美女鋼鐵之路，唐蕃古道早已是衛星輻之道。兩大都市——拉薩和西寧正在成為鋼筋水泥統治下的中國西陲大都市，連崑崙山腳下的格爾木，連藏北高原上的那曲，以及藏東的昌都和藏南的喀則，都已經穿起了城市文明的外衣，儘管古銅的體上依然散發著原始陽光照下的草原氣息。人們用難以名狀的驚訝、竊喜、懷疑和害怕，跳進沐浴節的暖裡，搏擊著被曙染紅的陌生花，不由自主地走向了黎明後的嬗變。

這樣的嬗變是心理的也是人格的，是傳統的集體貧賤主義到現代的個人富裕主義的轉換，是邊疆政策中“只有封閉和落後才會平安”到“只有開放和進步才會穩定”的轉換。過去那種只要“不出亂子”（這在西部歷來是上一級領導對下一級領導首要的也是唯一的要求）就是好領導的看法，那種只要不繁榮不發達就不會出亂子的看法，現在是斷斷乎行不通了。因為事實早已經證明，越是不發展經濟的地方越容易出亂子。而發展經濟的意義恰恰就在於使生活從單一而貧乏的政治內容走向多元而豐富的物質追求，就在於隨著物質追求的有可能實現和生活水準的有可能提高，使人們更有興趣關注自身的發展而不是盯著別人的一舉一動。過去是窮則思變，不是往好處變，而是往亂處也就是往更壞處變，雖說“不出亂子”是唯一的強調，但在老百姓的潛意識裡，期待往往是相反的，因為如果不出點亂子，他們乏味的生活該如何打發呢？這就是近代中國所有的政治運動在邊遠地區往往比中心地帶鬧得更兇猛更殘忍的本原因。更重要的是，內地和邊疆在經濟生活上過於強烈的反差，往往會使邊疆人的心理失去平衡，而失衡的心理往往又是一切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的基礎。

與窮則思變相對的，是富則思定，只要有了財富的積累和財富的有希望積累，只要有了對私有財產的無盡渴求和守住財產的衝動，老百姓最怕的就是出亂子，常說的一句話就是:“政策千萬不要變。”這樣一來，人們的視野驟然開闊而目的卻變得越來越現實和功利“不出亂子”就不僅僅是一種施政綱領，更是老百姓的自覺要求。

經濟意義上的開發西部，獲得的結果卻遠遠超出了發展經濟的範疇。尤其是當今世界，當反對恐怖主義和維護國家統一已然超越了意識形態的分裂而益成為所有正義國家正派政府的共同行動的時候，我們對新一輪的創世活動就不能不重新認識並給予一定的評價了。

2然而，我們的準備畢竟不足，對一些人來說姍姍來遲緩緩搖擺的嬗變對另一些人來說卻有著難以接受的迅速和劇烈。兩種觀點和兩種情針鋒相對:難道青藏高原的原始古樸就要消失在開發建設的五光十中？難道虛靜的原野、寂曠的山脈、純潔的聖地就要消失在泛濫的物慾、世俗的、嘈雜的市聲裡？一個理的民族，必須把保護自己和發展自己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不能有效地保護自身的特也就一定不能有效地實現發展自己的目標，誰也沒有權利藉口開發建設而讓原有的青藏特消失殆盡。回答這樣的詰問是艱難的，因為民風的本、宗教的傳統和自然的高曠，永遠是世界注目於青藏高原的三個巨大理由。於是繞開正面回答，以詰問對付詰問的方式便出現在我們的報章雜誌和電視節目裡:難道越古老越神秘越原始越傳統就越有價值？難道因了我們的欣賞牧民就應該永遠去住四面透風的帳房去過逐水草而居的原始或半原始的生活而拒絕搬進定居點的雕房或高樓大廈？難道為了滿足外界的好奇就必須讓青藏本土的居民永遠都是鑽進羊皮筏子渡河，揹著木桶運水，趕著犛牛去五百里以外換鹽易糧？不論是中國還是外國，任何形式的發展和進步都是以犧牲本民族的固有習俗為抵償的，誰也沒有權利藉口保護青藏特而讓民眾永遠生活在顫動的溫飽線之下。人類理的體現只應該是走向現代而決不應該是迴歸原始。回答這樣的詰問同樣也是艱難的，因為我們並沒有一個值得信任的人類理法庭，並沒有公認的審判一切非理言行的客觀準則。我們的出發點充滿了主體神的膨脹和武斷，我們給自己的言說披上了歷史主義+矇昧主義和理想主義+功利主義的外衣，使它們在受到時間的審判之前，始終都有一種合法的自然也是合乎邏輯的表現形式。然而，言辭的暗淡並不妨礙心靈的燦爛。我們假設理法庭是存在的，假設它已經給我們至少給我們的心靈提供了一種可能:一切都必須在理法庭面前為自己的存在作出辯護或者放棄存在的權利，否則就將是一種永遠都面臨懲罰的存在。

似乎是恍然大悟，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中國人看到了產生於美國的西部電影，突然意識到，中國也有自己的西部，中國的西部不也是荒原連片馬牛成群的嗎？既然如此，我們為什麼就不能有自己的西部電影呢？報紙和電視開始大肆鼓吹，關於西部電影以及西部文學的話題儼然成了主話語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樣的結果是，真正的西部電影倒並沒有拍出幾部，電影的主角西部牛仔卻像雨後筍一樣冒了出來，其基本特徵便是藍帆布對人體的包裝——硬邦邦的牛仔服裝尤其是牛仔褲突如其來地時尚化免費化了。可以確切地說，牛仔褲在中國的免費最早的發端便是西部而不是較為發達較為開放的東部沿海。西部也因此最早有了對牛仔褲的可笑可嘆的反動:一個大學二年級的男班主任居然向全班宣佈:“我看穿牛仔褲的統統都是氓。”一個官員居然提議:“公安局要負起責任來，借這次嚴打，把那些穿牛仔褲的氓好好管一管。”這就是先鋒的代價，是讓我們可以咀嚼一番的歷史風波的一塵一煙。

1983年5月，在雄黃萬里的柴達木，在石油基地的冷湖鎮那清靜幽冷的街道上，在白天觸眼即是的牛仔褲消失以後，我注望無涯古漠那遼遠的地平線，突然想到，產生於美國西部密西西比河域的牛仔褲，在經過兩個多世紀的風吹雨淋、更新換代之後，驀然出現在中國西部的遠荒大漠裡，出現在以天玄地黃為背景自卑地動生存著的人群裡，這是偶然還是必然？是有幸還是不幸？但不管怎麼說，這種縱越歷史長河、橫跨萬里大山的聯繫，讓我們的空間意識不由得博大而超然起來，思想也因之無邊無際、無古無今了。

牛仔褲是文化之一種，牛仔褲的被接受和被欣賞無疑是文化輸入的結果。它曾經無形中影響了一代人的審美‮趣情‬，引起了西部人關於美醜觀的雖然短暫卻異常強烈的衝突。而這種文化心理的變化和衝撞又無時不在體現新觀念的萌動和舊意識的動搖，一貫不敢正視人體線條美的東方禮教即使在荒遠的中國西部也會神經質地慌悚不安起來。

輻——文化向心理的多側面、多角度的進攻，已經征服和正在征服著不同層次的西部人。一個簡單的道理直到幾年之後才豁然明朗:不是由於牛仔褲造就了氓，而是即使是氓，即使是那些在人崩潰的邊緣苦苦掙扎的人痞，也殘存著一些對美對時尚對牛仔褲的恭敬。如果現在還有人公開站出來，指責只要是穿了牛仔褲的人便會圖謀不軌，便屬於氓一類，連真正的氓也要驚愣起面孔大惑不解了。

遺憾的是，直到現在，即使牛仔服裝已經普及得幾乎成了一切階層的便裝或工作服，它依然沒有在中國西部培養出地道的美國式牛仔；或者說，在中國西部，真正的牛仔都是不穿牛仔服裝的，他們依然穿著寬鬆的皮袍，著一隻臂膀，騎在馬上，晨出暮歸。他們是牛羊的主人，是牧人，他們至今過著單調而艱辛的子，從來不知道牛仔是什麼，更不知道在內地有些人的眼裡，他們便是本國西部牛仔的樣板。

這就是文化輸入的錯位，是傳統和時尚的距離。它說明發展新生活並不意味著消滅舊秩序，現代文明和原始古樸並不是一對互相見不得的冤家，我們面對的也並不是一種非此即彼的選擇。在生活的裡，完全可以做到你走你的陽關道，我過我的獨木橋。關鍵是認同，是願望是否已經主宰你的行動，是信息的接受和傳播是否已經形成了某一局部、某一區域或某一人群的“國民心理”在這裡，最可怕的，應該是把墨守成規、不思進取說成是忠於傳統、尊重習慣，又把真正的忠於傳統、尊重習慣說成是愚昧無知、冥頑不靈。也就是說你打算用什麼樣的“國民心理”來對待青藏高原的“國民心理”因為國民心理永遠是衡量先進與落後的第一尺度。

3酒場，在晚的飛雪中飄來逸去，像一葉熱烘烘的輕舟。拋遠了人生的裝腔作勢，忘卻了痛苦的聲嘶力竭；做作的張狂，矯情的掩飾，唯我獨尊的二郎腿悠悠翹起，尖頭皮鞋上閃爍一團航標似的熒光；失意者朗的笑聲，得意者莫名的嘆息。歇斯底里和葡萄美酒的媾，眨眼間分娩出一個強健的兒子來，那便是瞬間超脫。在這種場合，你可以覓到各種身份的人:整天於書齋獨對寂寞面壁懸想的學者，來自草原深處那些科研單位和保密工廠的傷的小布爾喬亞，已經由獷和豪放轉向細膩和沉默的石油工人，從課堂中走來的帶著浮躁不安的時代彩的研究生，躋身財富世界的稱職或不稱職的企業家，整給七八歲的孫子傳播牢騷情緒的離休老幹部，還有作家、商人、官吏以及連自己也說不清整天在幹什麼的自由職業者。他們對酒場的熱衷並不帶任何功利目的，只是為了熱鬧一番，為了證實自己在人群中的存在。就像有人說的那樣，在枯燥寂寞地工作生活了一段時間之後，何不向幾個識的人談談自己的苦惱呢，何不來受一下別人對自己的關心、羨慕或者怨怒呢。而產生這種想法的前提便是那種由經濟發展、烈競爭和心靈隔膜帶來的人的孤獨，它讓酒場上的瞬間超脫充滿了對傳統的平靜生活的留戀和競爭疲憊後的惆悵。

“誰說寂寞出成果？胡說八道。”

“我說的。我還說過，明哲之士不在人群裡謀求虛榮，而是設法避開大千世界尋找孤獨。”

“我想起來了，你是在一篇文章裡說的，不過你做不到，你也不是什麼明哲之士，你是最不能孤獨的，坐在書齋裡，整天想著怎麼撈錢，結果是學問沒做成，錢也沒撈上。”

“你怎麼知道我學問沒做成？我的學問就是:如何面對失敗。”我對這樣的對話很興趣，它發生在兩個知識分子之間，讓人多少能夠猜測到一點他們內心的尷尬。

也是在酒場上，a君醉了。a君是“第三者”中一朵燦煜的花，既有楔入行為，又有做烏龜的境遇，可悲也可喜。整個過程中，他都在不斷強化自己的個卻又無從體現男子漢的風格，今天在這個女人面前保證，明天在那個女人面前發誓，男人的神氣質在這種無休止的發誓和保證中益地無光無亮了。他迅速地失戀，子和‮婦情‬（不止一個）都開始嫌棄他，那指責他的話幾乎是商量好了的:“沒出息。”於是他也成了一個孤獨者，孤芳自賞，孤影自憐，孤寂無告。作為朋友，我曾經指責過他。他說:“你別假正經，大多數人還不是跟我一樣。我只不過是暴了，而他們卻善於偽裝和包藏。要知道，喜新厭舊是人類的本，是一種動力，我們西部之所以落後，就是因為這裡的人不敢大膽公開地喜新厭舊，或者說缺少腳踩兩隻船的藝術。”道德的犧牲果真能夠換來一個高度發達的現代化社會？這是值得商榷的。期望不等於現實，他的痛苦儘管可以看作是文明發展和經濟繁榮的伴生物，但直接的原因仍然是沒有一個和一己之觀念同步發展的環境，心靈和體還不能從生存的困擾和社會關係的束縛中解脫出來，卻又要強迫自己放蕩不羈，我行我素，怎麼能夠心情舒暢呢？

“走自己的路，讓別人去說吧”這句話對於我們，對於西部的生活，永遠都只是一個寓言。

酒已過半，殘湯和剩菜炫耀著自己被人吃掉的榮光。a君拉我來到長沙發的一角，主動“代”了他跟一個“印象最深刻”的姑娘往的全過程——那天，他在電影院門前躊躇，想看一場電影又拿不定主意。一個姑娘突然橫擋在他面前說:“想看電影嗎？”他搖頭。姑娘又說:“那…陪我吃頓飯怎麼樣？”他去了。飯後，在她的單身宿舍裡，在她那掛滿了小布人小動物的上，他明白了這個既有固定職業又不缺錢花的姑娘體和心靈的動:由封閉到開放的一種畸形爆發——機能亢進。她以為只有放縱自己才算對得起人生，才算是一個有現代味兒的女。

“她是幹什麼工作的？叫什麼？”我問a君。a君說:“不知道。”又說“這方面你不懂，你得向我請教。人的生存依賴於人的群體，過去，男女是以瞭解和情為聯繫紐帶的；現在，人追求瞬間溫存，追求一夜情，追求那種不需要情和心靈碰撞的純粹的往。也就是說，我們都認為，在沒有任何附加條件的前提下，體的融合才會是健康的理智的和幸福的。”我挖苦地說:“既然這樣，你們怎麼又分手了呢？”他說:“那是因為她要求我一個星期不要回家，一個星期都呆在她那裡，這怎麼可能呢？太霸道了。”我說:“那麼以後呢？以後你是不是還想繼續你的追求？”他說:“我不追求這個追求什麼？想出國沒錢也沒門路，想當官沒本事也沒後臺，想去基層豁命幹他幾年，再一步一步爬上來，老婆又不讓走。那好，那咱就坐下來搞點學問吧，可人家在發展航天技術，在折騰商品經濟，在辦公司搞企業進軍世界五百強，我只能搗鼓幾篇研究漢藏史的文章，有什麼意思呢？沒勁，真沒勁，現代社會是不需要了解歷史對今天的意義和作用的。你知道，上大學時，我寫過一篇《唐番古道變考》，因為想發表在校刊上，還去校刊編輯的家裡幫他打煤磚，現在想起來，真有點可笑。有一段時間，我又想搞哲學，想從哲學的角度詮釋藏傳佛教，結果我發現，佛理是清高的，它提倡一心觀照緣起空的諦理，不為虛妄的外界所惑，提倡“八風吹不動，端坐紫金蓮”的功夫。而對一個沒有慧的俗人來說，一旦明白了藏傳佛教的哲學含義，你就什麼心思也沒有了，你就會到，面對一切你只能有一種態度，那就是無所適從。”4有人說，哲學就是尋找家園，而且是帶著鄉愁尋找家園。家園是什麼？一個人造宇宙，一處心靈歸宿，一種神寄託。在這個一切都還不能以好壞論處的年代裡，在這片滯重的高原厚土上，尋找家園時的無所適從顯然要比拘泥成法、固守卑陋更適合社會發展的需要，更能代表一部分人的神狀態。也正是在這種無所適從的茫中，那些認識到了命運的殘酷而去向殘酷挑戰的人，才顯得多愁善、思慮重重。

正是天，我來到了位於塔里木盆地和柴達木盆地界處的茫崖石棉礦。一連幾天，都是荒風暴起，粉塵瀰漫，一片混沌景象。就在這種天地未開的景象中，我和石棉礦的副礦長張居安進行著一種心靈應式的接觸。我發現他有自己獨特的笑聲，尖細得有些滑稽，像是自我解嘲，又像是傲觀人世的豁達。他還會怪模怪樣地聳肩，寓意複雜:自鳴得意、無可奈何、悲觀傷懷、逢場作戲，好像什麼都在其中了。但不管我怎樣覺他，他都是一個典型的西部企業家，為人講信用，處世重義氣，自信自負，又具有落荒人的狡黠和幽默。還有就是，和內地企業家的油頭粉面、西裝革履不同，他留著一頭藝術家一樣的長髮，緊裹著一件米風衣，一副隨時都在行動，從來不知道養尊處優的樣子。

他說:“我是浙江寧波人，上海建材學校畢業，留校工作了一年，月工資只有三十五元一角，除了自己吃用和撫養家中老人，還想買書，想菸，想看電影，想逛蘇杭，還想穿好吃好玩好。窮，沒錢，開始是自輕自賤，後來就想擺脫，擺脫那種打著赤腳想天堂的境況。這樣，在1966年當有人動員我支援大西北時，我說，你不用費口舌，我去就是了。來石棉礦的頭幾年，我當司機，一月一百零六元的工資，高興得很吶，訂了一份報紙，買了許多書。別人奇怪，這個跑車的，看書竟比睡覺還過癮。…1983年，我當了副礦長，名利思想雪淡，也無所謂身份。但我還是希望這個礦好起來。我讀了許多書，包括馬列主義的，雖然沒有深鑽，但作為某種場合的辯論需要還是夠用的。我是個有病的爭議人物，但這並不影響我開展工作。在礦上我有強大的實力，所有部門都會被我指揮得團團轉。我有威望，關鍵時刻能和工人一起衝上去，待人以誠，不說謊話，對工人的要求從不以‘研究研究’來搪，要辦就辦，不辦，一二三，說明情由。我通業務，還有一套隨時掌握第一手材料的本事。在我周圍，有幾個人起著智囊團的作用，哪些問題該找哪些人商量，我一清二楚。老實說，論我的能力，當副礦長，是輕而易舉的。對錢，我也有考慮。錢對人有好處，我個人，我們的民族和國家，吃虧就吃在沒錢上。我在石棉礦幹了幾十年，似乎已經幹夠了，很想回上海，回到老婆身邊去工作，苦於沒門路，要有，哪怕降職降薪，也在所不惜。我不想把自己的骨頭埋在這個天荒地老的礦上，也不希望兒子來這裡工作，這裡畢竟是落後的，這裡的人畢竟缺乏從落後中奮起的意識。礦上許多人也都想走，有的，我放走了，有的，我以朋友的名義挽留住了，但我到對不起他們。原因很簡單，保持現狀，不求發展的幹法是沒多大意思的。或者說，我們的很大一部分力都要花在補救失誤上。現在的失誤是很嚴重的，主要在於冒進，像是又一次大躍進。…對我們礦的現狀許多老百姓是滿意的，但我不滿意，很多問題是他們所不能預見的，更看不到企業潛在的危機。我們這個礦是一個社會企業，凡是一座城市所具備的我們都應該有，大量的投資要花在非生產設施上。可是，建礦這麼多年了，我們還在創業，還搞不出一個像樣的石棉城來。更嚴重的問題是，我們的職工來源大部分是礦區子弟，子孫相傳，近親繁衍，長期下去，智力低下，人種退化，弊病不少。對此我只能嘆息，我無能為力。搞現代化大工業，必須要有鐵腕人物，必須由一個人決策，決策過程和決策人不是一回事。當然，鐵腕也需要情扶助，剛上臺，要鐵，到後來，必須動之以情。可嘆的是，作為一個領導人卻要把很多力花在黨政爭權上。太多地關心議論別人，挑別人的病，而不關心重視自己，發展自己的個，這簡直就是自殺。…平時，我喜歡吹牛（聊天），也希望身邊有幾個吹牛的朋友，這大概是情上的需要吧。好在我很忙，實在沒時間去想別的。如果我清閒的話，也許會的，比如，女人，人人都應該有寄託嘛。但我不存在孤獨，我會在可靠的合適的小圈子裡發表高論，也常讀些書，讀得很雜，有興趣的話我一天能讀完一本書。我不會跳舞，想學又不敢學，人總怕輿論，儘管我是個不怕丟烏紗帽的人。在猜疑的社會里，什麼事情都會變得很複雜。不能以誠相見，尤其在官場上，這是個悲劇…”西部，到底是誰的鄉愁、誰的家園？是張居安他們的嗎？好像還不是。但不管怎麼說，張居安他們是一代“付出遠遠大於得到”的人，是一代奠定了西部未來基礎的人。他們有資格也有充足的理由使自己成為一個冷靜的悲觀主義者，正如張居安表述的那樣:“這裡畢竟是落後的，這裡的人畢竟缺乏從落後中奮起的意識。”而落後不僅僅表現在經濟指標上，更是一種國民的心理狀態，一種社會關係即人的本質的體現。

離茫崖石棉礦不遠，就是素以鄉情濃厚、民風淳樸著稱的阿拉爾草原。草原上有個叫索巴措的老人，他無兒無女，吃飯穿衣的事兒全由草原上的人管著，今兒東家請，明兒西家叫，要不就把吃的用的送到老人家裡來。老人享受著同情和友善帶來的幸福生活，打心眼裡他們。要扶貧了，上面要求必須落實到人。

鄉政府的人說，送給索巴措一頭從德國進口的牛吧，讓老人有喝，有錢花，生活有靠，安度晚年，我們大家也就放心了。

可是，在牛光榮做了扶貧畜的第三天，老人就叫來幾個漢子把它放翻了:宰牲煮，邀請草原上的男女老少來家裡做客，好一番大塊吃大碗喝湯的熱鬧。

老人高興地說:“我天天吃你們的喝你們的，心裡老是不對勁，老是想，這欠下的人情，怎麼還呢？現在好了，我有牛了，我也可以請大家吃一頓了。”鄉政府的人聽說了，火速趕來，一見擱在案板上還沒有來得及燎燙的碩大的牛頭，不住喊道:“老天爺，這是頭優質高產的牛，價值一萬多元呢，你就這樣宰了？”鄉情濃，民風淳，心靈被仁德之光華所環繞，還有什麼可指責的呢，西部的現狀就是如此得溫情脈脈而惘不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