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四公子 丁惠康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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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見解，以現代的眼光來看，自不免迂腐之譏。但在當時，確有一部分是真知灼見“鄉曲武豪，借放縱為任俠”此則太史公所謂“俠以武犯”至今猶然。但所之書，誠如《譚瀛室筆記》所論:其中頗有並非穢者，且少年子弟，雖嗜閱豔小說，奈未知其名，亦無從遍覓，今列舉如此詳備，儘可按圖而索，是不啻示讀書者以提要焉。夫亦未免多此一舉矣！

所評可謂中肯。所刊書名目確有頗不合理者，如《紅樓夢》不在其列，而續書如《紅樓重夢》等七種，一律查，自難饜服人心。甚至袁子才的筆記《子不語》亦在書之中。此書中固有冶豔的筆墨，但紀曉嵐的《閱微草堂筆記》何嘗不然？

丁昌的查“書”是出了名的，可能他的子弟中，曾受其害，故深惡痛絕。丁昌有五子，長名惠衡，是捐班的知府，曾為丁昌帶來很大的麻煩。《清史列傳》卷五十五本傳:（同治八年）九月出省查勘水災，有族人都司丁炳，同昌家丁冶遊，與水勇徐有得忿爭，遊擊薛蔭榜巡夜，斃有得，昌奏請褫治薛蔭榜，丁炳因自請議處。上以昌雖事前公出，究屬疏於防範，下部議處，案總督馬新貽提訊。

不久，馬新貽又接到第二道上諭，顯示案中有案:茲據該撫奏稱:續查案內有伊侄監生丁繼祖同住，開鬧先回，並風聞伊子分發知府丁惠衡，一併在內，經署臬司杜文瀾督審，均稱伊子並未在場，請將丁惠衡、丁繼祖分別斥革，徹底究，並自請革職治罪各等語。此案營弁人等，滋事釀命，丁昌之侄監生丁繼祖，既經同往，著即斥革，馬新貽歸案審訊，伊子丁惠衡，是否同往？著於到案時一併馬新貽審明虛實，分別辦理。丁昌咎只失察，前已部議處，所有自請治罪之處，著毋庸議。該部知道。新疆回亂有關，真是所謂“加之罪，何患無辭”了！

原來此案還牽涉丁昌的子侄在內。因此，一樁尋常命案，馬新貽特派地方大僚會審，計有江寧藩司梅啟照、江安糧道王大經、署鹽道凌煥、候補道孫衣言，復調江蘇臬司應寶時與審。丁繼祖自行投到，丁惠衡卻未到案。五堂會審之後，馬新貽親自提審，直到第二年六月間，方始復奏，審出的案情是:緣薛蔭榜籍隸安徽全椒縣，由軍營保舉兩江補用遊擊，在蘇州親兵營當差，委派巡夜。已死徐有得即徐洪才，系太湖水師後營右哨勇丁，彼此素不認識。同治八年八月二十六，徐有得與同哨勇丁劉步標，因哨官王有明患病請假，隨同駕船赴蘇就醫。王有明移住客寓，令徐有得、劉步標與舵工尚邦發看船，適劉步標叔侄劉崇豹至蘇探親，劉步標留其暫住船內，九月初一二更後，徐有得、劉步標、劉崇豹探知善長巷胡二家，系屬館，同去玩耍，正在樓上閒坐，已革都司丁炳，已革監生丁繼祖，同家丁範貴、周興亦赴胡二家閒遊。範貴先行進，上樓窺探，徐有得喝阻，致相爭鬧，經周興、胡二勸解。丁炳、丁繼祖隨後走至，因見徐有得嚷罵，恐致鬧事，喊同範貴等迴歸。彼時正值薛蔭榜帶同親兵胡永嶽、丁玉林巡夜，聞鬧進內查拿。詢知徐有得等系勇丁滋事，各責軍四十，徐有得倔強不服，又令丁玉林重責，未記其數，薛蔭榜斥逐走散，徐有得受傷較重，行走不便，舵工尚邦發在船聞信，著人揹回，當用黃紙燒酒敷貼。次劉步標、劉崇豹傷俱漸愈，徐有得傷痕較重，飲食少進，延醫陶鶴鳴醫治，服藥無效，至初四夜身死。哨官王有明報稱徐有得病故，棺殮送回，經撫臣丁昌訪聞，將薛蔭榜、丁炳奏參斥革。

以下敘接辦本案的經過:哨官王有明報稱，徐有得病故，棺殮送回。經撫臣丁昌訪聞，將薛蔭榜、丁炳奏參斥革。奉旨臣審辦，一面發臬司訊供看管，聽候提究。旋據太湖營副將田名魁，以哨官王有明業已病故，將徐有得屍棺送縣候驗，劉步標等解司訊辦，督飭府縣開棺查看，徐有得屍已腐爛，無憑相驗。復經撫臣丁昌續查丁屬滋事情形，疑有伊子丁惠衡同在。據署臬司杜文瀾審訊，只有丁繼祖在內。丁惠衡並未在場。奏奉諭旨，將丁繼祖斥革歸案審訊等因，遵經飭提人證，據江蘇按察使應寶時查明，丁惠衡遠出未歸，一時未能到案，而通案人證又未便久稽，當飭江寧布政使梅啟照等，提集眾證，會同嚴審，均並是夜丁惠衡實未同往，再三究詰，矢口不移，分別議擬，詳解勘訊。臣查薛蔭榜帶勇巡夜，適遇勇丁在館滋事，各予責，本系分內之事。勇丁徐有得於被責四後殞命，當時腿受傷，他處並無傷痕，質之同被責之劉步標、劉崇豹，及船工尚邦發，醫生陶鶴鳴，供俱相同，其為責傷毫無疑義，自可毋庸檢驗，以免屍遭蒸刷之慘。惟薛蔭榜以懲治遊勇之法，任意重責未能詳慎，實屬咎有應得。至丁惠衡是否同往一節，查撫臣丁昌平素治家過嚴，嫉惡殊甚，因有丁惠衡跟丁範貴在內，不肯含糊了結，是以奏請審辦。現經臣提集九年七月，昌奏言:臣公出時，囑臣子丁惠衡約束親丁，乃敢任聽閒遊滋事，迨臣訪聞有丁惠衡跟丁範貴在內，疑伊亦在場，當時忿怒所，以家法處死。丁惠衡畏死潛逃，至今半年之久，猶復懼責不歸，致臣九旬老母寢食難安。請旨將鹽運使銜知府丁惠衡即行斥革，將臣部嚴加議處，以為辜恩溺職者戒。

應訊人證，當堂駁詰，反覆參觀，不特丁炳等堅稱並無丁惠衡在內，即被責之劉步標、劉崇豹等，亦未能於丁炳、丁繼祖、周興、範貴之外，再指一人，是丁惠衡並未在場，已屬可信。

此奏反覆強調的是，丁惠衡並未在場，已令人興起“此地無銀三百兩”之。再看丁昌的奏摺，更知別有緣由。

兩奏參看，實情昭然若揭，當時確有丁惠衡在場，縱未指使，巡夜的薛蔭榜為了趨奉“撫臺大少爺”才下毒手，是可想而知的。丁昌初無袒護之意，無奈祖母心疼孫子，縱容潛逃，亦是可想而知的。《清史》稿說丁昌孝友過人，撫吳之，養九十歲老母黃氏於署中，慕如兒時，又親為其兄煎藥，所以對丁惠衡，丁昌遭遇了極大的難題，行法則傷親友，孝母則不免徇私，更是可想而知的。

此案自應寶時至馬新貽，皆不免枉法。而枉法的動機，似有可原之處。此中是非，無法深論。但我有一點發現，自信不虛，即馬新貽的被刺，實以此案為導火線。

馬新貽被刺，在此案定讞之後一個多月。清朝有所謂“四大疑案”馬新貽被刺即為其中之一。不久，上海演出一出新劇，即名“張汶祥刺馬”說馬新貽漁負友，張汶祥為友復仇。又有一說，馬新貽與新疆的回亂有關，實皆讕言。殉公而又蒙謗，不平孰甚！因此我在寫《慈禧全傳》，曾細述真相。如今更可作一補充，為讀者一談馬新貽被刺的近因。

先總括一句:馬新貽之被刺，意味著湘軍之奪回兩江。換句話說，馬新貽是湘軍與淮軍全面明爭暗鬥下的犧牲者。曾國藩本來是“諸葛一生惟謹慎”的人物，不但讀史書，時時有功高震主的警惕，而且亦深明盈虛消長之理，所以別署“求闕齋”凡事忌滿，處處謙抑。在他當窮翰林時，做夢亦不曾想到過，居然有一天會封侯拜相，節制五省，徵兵籌餉，任官施政，朝廷明白詔示，不為遙制。這樣的權柄，是清朝開國以來，除了康熙末年的撫遠大將軍皇十四子恂郡王胤禎以外，誰也不曾得過的。當然，吳三掛、年羹堯也曾有過，但由僭越而來，非朝廷授權。而吳三掛、年羹堯的下場，對曾國藩則是兩面再也清楚不過的鏡子。

可是曾九帥——曾國荃之獨成大功，則曾國藩很明白，是他一手所強致。以他求缺的本心來說，是過分了一些，所以內心特不安。金陵未下，便已決定了裁抑湘軍的基本宗旨。他說過“辦大事以覓替手”為第一，因而扶植李鴻章與淮軍來代替他與湘軍。金陵一下，立即著手裁撤湘軍。同時對曾國荃的前程，持一種消極的態度，絕不鼓勵他往上爬。

相形之下，李鴻章卻真是飛黃騰達了。但他所苦者“班底”中缺乏全面的人才，部下只有一個劉秉坤是翰林，在資格上可望成為督撫。此外就是一個丁昌，才具有餘，資格又不足。因此，李鴻章必須在平輩中去找助手，條件有三:第一，至少兩榜出身；第二，具方面之才；第三，能聽他的話。李鴻章是道光二十七年丁未的翰林，他這一科得人甚盛。而清朝的士大夫又最重師門與年誼，是故李鴻章要找助手，當然是從他的同年中去物。

照我的看法，李鴻章最初心目中有三個人，丁寶楨、沈葆楨、郭嵩燾。但丁、沈都是有個而不甘居人之下的，李鴻章只可用手段結為奧援，卻不能指揮如意。郭嵩燾先為李鴻章所羅致，後來由於親戚關係，轉入左宗棠的系統，去當廣東巡撫。左郭搞得凶終隙末，誼不終，那是後話，在當時，顯然亦不能為李鴻章所用了。

最後，李鴻章看中了馬新貽。馬新貽字山，丁未進士，一直在安徽做官。他是回教，先世在明朝初年以軍功撥在山東衛所，落籍山東曹州府菏澤縣，已四百餘年之久，除了宗教以外，一切的一切都與西北的馬家不同。以後張汶祥誣以與由浙江巡撫升閩浙總督，改調兩江，馬新貽一貫以裁抑驕兵悍將為首要任務。而所謂驕兵悍將，大部分是曾氏兄弟一系的湘軍。為薛蔭榜責殞命的勇丁徐有得，屬於太湖水師營，而為曾國藩所一手設立。《清史稿-李朝斌傳》:曾國藩奏設太湖水師，以朝斌將，令赴湖南造船募勇。二年，成軍東下，會諸軍克江浦浦口，連破草鞋燕子磯敵屯，戰九洲，功最，賜黃馬褂。朝斌一師，原為規復江浙而設，九洲既克，會黃翼升淮揚水師，同援上海。由長江直下，與總兵程學啟會師夾浦，督水師百艘，攻沿湖敵壘，下之進破澹臺湖敵壘，直蘇州，破盤門外敵壘。時李秀成率眾七八萬奪寶帶橋，朝斌會師合擊，血戰挫之，敵始退。破援敵於葉澤湖，截竄敵於覓渡橋，會克五龍橋敵壘，分攻葑門閶門，晝夜轟擊，李秀成先逸，餘黨以城降。李鴻章奏捷，言朝斌迭次苦戰，謀勇兼優，予雲騎尉世職。是年冬，會陸師剿敵江浙之，克平望鎮，又破敵九里橋，署江南提督。

三年，偕程學啟會攻嘉興，朝斌水師由官塘進破其七壘；湖州援敵，圖竄盛澤，以牽圍師，為朝斌所扼，不得逞，遂克嘉興，實授江南提督，進窺湖州，由夾浦長興，敵眾數萬，依山築壘，楊鼎勳、劉士奇等與之相持，朝斌水師登陸襲敵後，次擊之，益毀西北沿岸敵壘，乘勝克長興，復湖州，被珍賚。五年，推駐蘇州，軍事甫平，江浙湖蕩，盜多出沒，捕巨匪卜小二，誅之，轄境晏然。

裁兵必然引起治安問題，千古一轍。曾國藩的裁湘軍，更有在無形中形成的一項特殊規定，即不準回湖南置產。曾國荃從克復安慶，打到金陵，部下發財的不計其數。曾國荃本人亦頗成問題，每經一戰役，必回湖南一次，求田問舍。有一次在老家造一大宅，規制擬於王府。曾國藩得報大驚，勒令拆除。凡此皆見於曾國藩的“滿小姐”崇德老人曾紀芬的年譜。

及至金陵克復“天王府”的積聚，化為烏有，若非匿藏偽璽，可能惹起不測之禍，連“天王”的金印，恐亦不會呈繳。我曾考查過這一段史實，所謂“先登十將”首登者確為黔將朱洪章，而奏報為李臣典，膺五等爵之封，即以李臣典入城後，首先佔領天王府，置於嚴密控制之下，自午至翌晨，然後一火而焚之。或者即以此一段功勞，為“九帥”所賞識，故列以為首功。李臣典則以縱慾過度，大熱天飲食不節，恣意而為，結果得病不治。判斷他的病是所謂“夾陰陽寒”及至湘軍被裁，不發生遣散費的問題，因無不纏累累，不在乎區區幾“關”的餉銀。但一年半載以後，問題叢生，有的坐吃山空，而為盜；有的在金陵置產營生，而不免有強買強賣情事。馬新貽在李鴻章支持及曾國藩默許之下，用軍法整飭，毫不容情。如《李朝斌》傳所敘，巨盜卜小二，實即散兵遊勇所奉的首領。

自湘軍被裁，淮軍興起，雙方即頗不睦。薛蔭榜安徽全椒人，自為淮軍，故對屬於湘軍系統的太湖水師營哨丁，假借軍法，斃於杖下，彼此間的情可想而知。薛蔭榜為禍首，而馬新貽奏報定識的處分是:已革遊擊薛蔭榜委派巡夜，因太湖水師營勇徐有得等，在開設館之胡二家滋鬧，拿獲責，尚無不合。惟因徐有得倔強不服，任意迭責，以致傷重殞命，實屬決不如法，未便照邂逅致死律，勿論。已革遊擊薛蔭榜應請依“官司決人不如法因而致死者杖一百”律，擬杖一百。業已革職，應毋庸議。惟該員年輕喜事，情浮躁，應即遞解回籍，地方官嚴加管束。

觀此，袒護之跡，殊為明顯。而所謂“遞解回籍地方官嚴加管束”其實乃是保護薛蔭榜。否則，薛必死於湘軍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