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四公子 譚嗣同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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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林旭去見康密詔時，顯然未談到說袁勤王之事，否則，林旭即時可以表示反對的意見。

第二，林旭在這天下午，應該也沒有見到譚嗣同，否則何不當面討論，而須以詩代簡？

第三，說袁系譚一人獨往，則林旭阻其此行，只要寫詩給譚一個人就是了。而梁啟超在林旭傳中說:“君不謂然，作一小詩代簡，致之譚等”這“等”字中包括些什麼人？照情理推測，必然包括康有為，但康只對楊銳的持重，表示不滿。如林旭亦有此意，在年譜中何以不提？

我更須指出者，當時康有為與譚嗣同的密謀是，勸袁世凱舉兵包圍頤和園，這一點康有為不肯承認，只說，囑譚嗣同至袁世凱處“說袁勤王，率死士數百，扶上登午門而殺榮祿、除舊黨。”榮祿此時遠在天津，扶光緒登午門，何能取榮祿首級於數百里外？這一點黃彰健已經指出，明明是假話。不過依宮廷兵變的往例來看，計劃——亦即康、譚的如意算盤中，應有“扶上登午門”一個節目，但應在包圍頤和園、控制慈禧太后以後。

此話怎講？只看明朝的“奪門之變”可以想見康、譚的計劃，因為用兵包圍頤和園，必然引起震動，榮祿亦會派兵救駕。此時必須澄清事實，是對付慈禧太后，而非有什麼人想造反篡位，故必須光緒出面，來祛除疑慮。扶登午門，則皇城以內，紫城以外的外廷臣工，共見共聞，足以安定人心。

如果此一計劃能為袁世凱接受，則舉事之期，必在一兩內，因為這是一次突擊的行動，真所謂“兵貴神速”才能“攻其不備”否則榮祿已經開始部署，只要遲過三天，必無成功之望。

康有為自編年譜中又記八月初三下午至晚間的情形:復生入城後，卓如至金頂廟客純齋處，候消息，吾稍發書料行李…至子刻內城開，吾亦入城，至金頂廟處，知袁不能舉兵，扶上清君側，無如何，乃行。

這明明道出，康有為準備著一兩內便有鉅變，他自然要做明英宗的徐有貞，親自扶光緒登午門。如照梁啟超、譚嗣同傳中所說:君（指譚）曰:“榮祿密謀，全在天津閱兵之舉，足下及董聶三軍，皆受榮所節制，將挾兵力以行大事。雖然，董聶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變起，足下以一軍敵彼二軍，保護聖主，復大權，清君側，肅宮廷，指揮若定，不世之業也！”果如所言，則其事亦甚從容，康有為本不必作改變行程的準備。質之黃彰健先生，想以為然？

照我想，譚袁密晤之夕，袁世凱一定有一番讓譚嗣同如服定心丸的話，目的是要把康黨安靜下來，不必輕舉妄動，他才好從中取巧。政變之發，康黨被捕，都在全無警惕戒備的情況之中，即是中了袁世凱的緩兵之計之故。

關於袁世凱告密的內幕，有一段極重要的資料，自來談戊戌政變者，多未注意。此段資料，出自陳夔龍《夢蕉亭雜記》，乃陳得自榮祿親口所述者:袁君遵旨來京，預備召見，入見後，傳聞有旨以文忠大逆不道，令赴津傳旨，即行正法，所有直督一缺，即以袁補授，並帶兵入京圍頤和園。袁謂天津尚有蘆臺聶士成一軍，曾經百戰，兵數倍於新建陸軍，圍園之事，萬不敢辦。至傳旨將直督正法，亦恐辦不到，或俟九月兩宮赴京閱，相機進行。八月初三，袁探知朝局將變，惘惘回津，文忠佯作不知，迨其來謁，但言他事，絕不詢及朝政。袁請屏退左右，跪而言曰:“今奉命而來，有一事萬不敢辦，亦不忍辦，惟有自請死！”文忠笑謂:“究系何事？何匆遽之甚？”袁袖出一紙呈閱，並觀文忠氣行事。文忠閱竣，正告曰:“大臣事君，雨雷霆，無非恩澤！但承旨在樞，臣行刑亦有菜市，我若有罪，甚願自首入京，束身司敗，豈能憑爾袖中片紙便可欽此欽遵？”按:如上所言，則戊戌政變記及康有為自編年譜中，說光緒於八月初五召見袁世凱，賜有密詔，確有其事。即袁世凱“袖中片紙”；而觀榮祿所答，密詔的內容，即陳記:“傳聞有旨，以文忠大逆不道，令赴津傳旨，即行正法，所有直督一缺，即以袁補授，並帶兵四圍頤和園”云云。

《夢蕉亭雜記》又言:袁知事不諧，乃大哭失聲，長跪不起，文忠曰:“君休矣！明再談。”因夤夜乘火車入京晤慶邸，請見慈聖，均各愕然。越奉硃諭以朕躬多病，恭請太后訓政，時局為之一變。

關於榮祿入京期，官文書皆載，在八月初十，系奉慈禧太后所召。但據張一《古紅梅閣筆記》載，榮祿告袁:“吾已奉懿旨入京，此座即以屬君。”與陳記“夤夜乘火車入京”之說相合。就情理而論，遇到這樣的緊急大事，非親自進京不可。再看當時慈禧太后的行蹤，八月初四自頤和園回宮。至初六忽又臨幸頤和園，當然是為了召見外臣方便之故。因此我認為榮祿於八月初五連夜進京晤慶王，第二天慈禧太后復幸頤和園，發號司令，展開政變，這一點已無爭論的餘地。

要研究的光緒有無密詔賜袁，及袁世凱的態度。蘇繼祖《清廷戊戌朝變記》說:八月十三復有人問榮相曰:“袁世凱曾奉密詔乎？”曰:“然。”

“詔中曾有殺公言乎？”曰:“然。”曰:“然則袁世凱先一同謀者也，既同謀而又出首，首鼠兩端，此人亦不足取也。”榮相曰:“袁乃我的人，無所謂首鼠兩端。”

“首鼠兩端”之語，又見黃遵憲的詩句。至於榮祿說“袁乃我的人，無所謂首鼠兩端”則既收袁為己用，當然要如此迴護。這是必有的政治手段。

康有為自編年譜:聞五袁召見，上另有密詔與袁，則不知云何矣？

這也好像證實了袁獲有密詔。但“不知云何”一語，深為可怪。因為光緒如有密詔付袁，亦必經過四京卿的手，康有為豈能不知？故知康自敘所謂“上另有密詔與袁”仍是他事後卸責之手法，意謂僨事乃光緒自己授人以柄，所以袁世凱得據此告密。

事實上是絕不會有此密詔的。光緒固不致魯莽如此，尤其不會贊成圍頤和園。同時，如有此密詔，光緒絕不會不告訴四京卿，否則即與白痴無異。而四京卿獲知有此密詔，預期旦夕之內，必有鉅變，則:第一，要留康有為在京；第二，需要有所部署；第三，必有焦急盼望之情；第四，必然密切注意天津的動態，而榮祿專車到京，亦一定瞞不過去。

第五，必然顧慮到事或不成，便有大禍，預籌逋逃之道。

就以上五點來看，無絲毫跡象，可資佐證。因此，賜袁密詔一說，應不成立。

然則袁世凱“袖中片紙”非出於偽造，即本無此“片紙”就情理來說，偽造詔諭，為十惡不赦的大罪，以袁世凱的腦筋之清楚，豈肯落此足以自速其死的把柄在他人手中？

就榮祿這方面來說，如果察知此一詔諭出於偽造，認為光緒並無不利於太后的企圖，正可借袁世凱的告密，牽出譚嗣同夤夜遊說的陰謀，打擊四京卿，阻遏新政的推行。而況，包圍頤和園的計劃，由於袁世凱的告密，事實上已不存在，易言之，眼前並無危機，無須作任何緊急處置。

由此可知，榮祿對外宣稱有密詔殺他及派袁世凱帶兵入京包圍頤和園，完全是一種藉口。由此可以產生下列的效果:一、坐新黨以大逆的罪名，逮捕處死。

二、坐光緒以不孝的罪名，為慈禧訓政的據，併為廢立作張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