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四公子 譚嗣同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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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照梁啟超的解釋，以為董指董卓:乃林旭鑑於東漢何進清君側，導致董卓專政“遂以此詩代致譚等，表示反對”則此事所關至大，不容誤解，何不徑用拿“卓”字拆開來的“十卜”？如謂“十卜”代“千里草”的“十”字，在平仄上雖可通融，但詩句不響。這是論到詩法，我亦別有所說。

陳石遺指出，林旭詩學陳後山，則當以宋詩的義法來探究此詩的內蘊。周棄子先生曾向我說:唐詩末，至為空泛；陳套爛語，搖筆即來，人人可，處處可用，空有架子而內無其人，是為“假唐詩”如畫壇某巨匠所作者是。矯唐詩末之弊，惟有宋詩，宋詩講究切實，所以不但動詞、形容詞講究，副詞更不輕下，必千錘百煉，求其至當，此為宋詩的特，亦為宋詩的義。准此而論，則“我為君歌千里草”的“歌”字，應該從好的方面去看。

“歌”字雖從“童謠”之“謠”而來，但亦有歌頌之意，衍化為稱許、推薦，自然是指董福祥。復以末句相參，更為確定。

第三句、第四句，密切相關，但亦可視作倒裝句法。依語言的習慣來說，如是“這個人不好，我推薦那個人”則應作:“本初健者莫輕言，我為君歌千里草”而所以用“我為君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輕言”者，因為重點在“莫輕言”茲先研究“健者”一典，《後漢書》一百四袁紹傳:卓議廢立，謂紹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董侯似可，今當立之。”紹曰:“今上富於秋，未有不善宣於天下。若公違禮，任情廢嫡立庶，恐眾議未安。”卓按劍叱紹曰:“豎子敢然！天下之事，豈不在我？我為之，誰敢不從！”紹詭對曰:“此國之大事，請出與太傅議之。”卓復言:“劉氏種不足復遺。”紹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橫刀長揖徑出。

“天下健者，豈惟董公”是肯定了董卓為健者，袁紹作此言，雖有以健者自居之意，畢竟未正面說:我亦健者。因此“本初健者”四字，如科舉時代考八股所出的“截搭題”字面固有完整的意義，卻非四書五經中的原文。瞭解到這一點，本初是本初，健者是健者，須先確定其個別的意義，再看它綜合起來會產生什麼樣的新義。

“本初”猶如“千里草”只是切一個姓氏，故知指袁世凱。

“健者”則如上所論，指董卓無疑。

“袁世凱”加“董卓”意謂袁世凱是董卓，故“莫輕言”！

“健者”只能作如是解，否則就不通。倘謂“健者”應望文生義，照字面解釋為“有力量的人”則以反對廢立的袁本初擬袁世凱，正當極力拉攏，為何“莫輕言”？

從邏輯上去解釋“青蒲”與“健者”在林旭意中的涵義，不但整首詩可以說得通，而且亦可解決傳述紛歧的問題，確定了這首詩二十八字的每一個字。為醒豁起見，錄正如下:獄中示覆生青蒲飲泣知何補（非用）？慷慨難酬國士恩。我（非）為君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輕言！

第一句緣何是補非用？因為林旭在基本上是想調和兩宮，亦即彌縫慈禧與光緒母子間的裂痕，故應用彌補的“補”此亦正是宋詩練字講究之處，倘用“用”字，語氣較強，與全詩溫柔悱惻的風格不合。

第三句是“我”非“”則以“”字為文法中的現在進行式，或未來式。

“我”字則無文法上時制的限制，可用於過去式。此詩蓋事敗入獄後，追憶過去，僅談事實，不加論評。哀而不怨，即怨亦不怒。林旭之溫恂敦厚，詩中可見其人。

以上解決了個別的疑難之點，以下就詩意作一綜合解釋:皇帝發憤圖強，推行新政，而太后為舊黨所包圍，加以小人挑撥，誤會推行新政完全是為了與太后作對。成見已深，即使請見太后，剖肝瀝膽，涕泣苦諫，料知難回慈意，於事何補？

“發言慷慨，至於涕”乃至慷慨輕生，既於事無補，則畢竟難以酬答皇帝不次超擢，得參大政，以國士相待的深恩。看起來除卻兵諫，別無善策。

此則非外結大將不可。我曾主張用董福祥。至於袁世凱，此人是董卓之，如此機密大事，跟他千萬不可輕易出口。

以上是平鋪直敘的解釋，亦是林旭當時跟譚嗣同平心靜氣的解釋。其中自有“吾謀適不用”之憾，而出以蘊藉之詞，修養真可傾倒。

茲再談梁啟超改詩的原因及作用，梁著《戊戌政變記》第六篇林旭傳:林君子字暾谷，福建侯官縣人，南海先生之弟子也。自童齔穎絕秀出，負意氣，天才特達，如竹箭標舉，於雲而上。冠歲鄉試冠全省，讀其文奧雅奇偉，莫不驚之；長老名宿，皆與折節為忘年，故所友皆一時聞人。其於詩詞、散文皆天授，文如漢魏人；詩如宋人，波瀾老成，奧深儂，免費京師，名動一時。…皇上既知為康某弟子，因信任之；遂與譚君等同授四品卿銜入軍機參預新政…初二皇上賜康先生密諭，令速出京，亦君傳出，蓋深信之也。既奉密諭，譚君等距踴椎號；時袁世凱方在京，謀出密詔示之，其義憤，而君不謂然，作一小詩代簡，致之譚等，曰:“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報主恩？願為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輕言。”蓋指東漢何進之事也。

如梁所言，泣諫何用？主恩難報。但又何進以往事，不主張用兵諫。然則，他究竟要幹什麼？莫非混一天是一天，坐待後黨凌？照梁啟超的解釋，林旭的詩本不通。

梁啟超自言“弟畜暾谷”但如上立論，抹煞事實，亦即貶低了林旭，殊欠友愛。

按:林旭於八月初二帶出的密詔，大致為命康有為迅速出京，督辦官報。原折已經在上謝恩折時附繳，不可得見。現所傳者為康有為自己所陳述，而前後已有不符。康有為脫險後，在香港作《奉詔求救文》致各國公使，《本外文書》載有全文。今據黃彰健所引轉錄如下:朕命汝督辦官報，實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國求救，不可遲延。汝一片忠愛熱腸，朕所深悉。其愛惜身體，善自調攝。將來更效馳驅，共建大業，朕有厚望焉。

但以後康有為在他處提到此密諭，只有“汝可迅速出外”刪掉“國求救”三字。則作偽之跡，已是鐵證如山。

至於譚嗣同遊說袁世凱時所出示的密詔，則為光緒致楊銳密詔的墨筆過錄本。黃彰健對事的考證甚為確。此詔的原件，在楊被害後，由楊銳之子慶昶，及其門人黃尚毅攜返四川，在路上為避免搜查，將密詔縫於黃尚毅的衣領內。及至光緒崩後，袁世凱被逐，無所顧忌，乃於宣統元年六月十二，由楊慶昶及黃尚毅上書都察院，請代繳密詔。其時參慶王的趙炳麟掌京畿道，經手其事。所輯《光緒大事匯鑑》載有全文，茲分段引錄如下:近來朕仰窺皇太后聖意，不願將法盡變，並不將此輩老謬昏庸之大臣罷黜，而用通達英勇之人，令其議政，以為恐失人心。

雖經朕累次降旨整飭，而並且隨時有幾諫之事，但聖意堅定，終恐無濟於事。即如十九之硃諭，皇太后已以為過重，故不得不徐圖之。此近來之實在為難之情形也。

朕豈不知中國積弱不振，至於阽危，皆由此輩所誤。但必朕一旦痛切降旨，將舊法盡變，而盡黜此輩昏庸之人，則朕之權力實有未足。果使如此，則朕位且不能保，何況其他？

今朕問汝:可有何良策，俾舊法可以全變，將老謬昏庸之大臣，盡行罷黜，而登進通達英勇之人，令其議政，使中國轉危為安，化弱為強，而又不致有拂聖意？爾其與林旭、劉光第、譚嗣同及諸同志妥速籌商，密繕封套，由軍機大臣代遞。候朕孰思，再行辦理。朕實不勝十分焦急翹盼之至。特諭。

所謂十九之事，指七月十九，禮部主事王照（小航）上折言事，堂官不允代遞。光緒一怒將滿漢兩尚書、四侍郎一律革職。所謂“六堂盡罷”與光緒十年將恭親王等全班軍機大臣逐出樞廷，同為滿清一朝空前絕後的特例。今觀光緒密詔，知慈禧已認為過重，則盡罷老謬昏庸之大臣，當然更不會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