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四公子 序言(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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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光年間的政風，與康熙末年相近。以我個人的看法，清聖祖將地方官分為六等:愛民、幹練、清廉、不好名為第一等；愛民、幹練、清廉為第二等；愛民、幹練、雖貪不苛為第三等；清廉、才具平常為第四等；才具平常、守不佳，但能實心辦事為第五等；貪汙無能兼而有之，則為第六等。在聖祖心目中，湯斌不過第二等人物，即因誤認湯斌在江蘇巡撫任內，有與帝爭名之意。張伯行號稱“天下清官第一”其實，聖祖視之為第三等人物。他曾說過:張伯行喜歡刻書，哪裡來的錢？言下並不以為張伯行一清如水。但在表面上仍評張為清廉。由此可知，他將清廉的標準打得極低；上諭中屢次表示，只要真能為地方生利，有益於民，享用稍過，不足為罪。至於用人，除了上述的第六等人物以外，第五等以上皆能容忍，第三等以上則必蒙溫旨褒獎了。

同光朝慈禧太后當政，識人、用人雖不及聖祖，而想法大致相近。因此，在那時候的地方官，自督撫至州縣，收陋規以及三節兩壽(本人及太太)收禮，視為當然；賣官鬻缺，營私舞弊，只要不太過分，不得罪“都老爺”亦可無事。舉個例，《能靜居記》作者趙烈文，據沈雲龍教授記其生平，同治八年為曾國藩奏調赴直隸，十月奉旨署磁州知州，在任一年七個月；同治十一年正月署易州直隸州知州，至光緒元年去職，在任三年有餘，前後並計，不過做了五年地方官，而自光緒元年九月回南“隱於鄉里，大治園林，廣置姬妾，頗娛聲之好，以迄逝世”趙烈文歿於光緒十九年六月。五年作吏，廿載坐享。烈文猶為賢者，尚是如此，他人可知矣！

至於京官，賄賂公行，亦無足為奇。翁同鑠記中，常記某人饋贈“受之”或“卻之”大致受者多而卻者少。翁同觫尚且如此，孫毓汶之可知矣！

因此。同光年間，襲父兄餘蔭，出現了許多聲犬馬、無一不好的“大少爺”；今有達官之子，或則懷大志，卓爾不群；或則真慕風雅，詩文有聲，與酒食徵逐的紈禱，大異其趣，自然就成了出類拔萃的佳公子。

“清末四公子”即以此得名。與“明末四公子”相較，文采相若，風未逮，聲光自不可同而語。但求之今，亦戛戛乎難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