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罗旺斯的一年(山居岁月) 三月(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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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到来农夫忙杏花怒放。白昼长了，黄昏的天空常常渲染成壮丽的粉红波。狩猎的季节已过，猎犬拴好，猎束之高阁，等待6个月以后再用。葡萄酒需求量大增，勤劳些的农夫开始整地，散漫懒怠的这时候才慌慌张张地剪枝——这是十一月就该做的事。普罗旺斯人以一种难于言表的抖擞神接天，仿佛大自然给每个人都注了一针兴奋剂似的。

市场面貌急速改变。摊位上原本摆的钓鱼用具、子弹带、雨靴和清理烟囱用的长柄刷子等物，现在被各种各样形状狰狞的农具所取代；镰刀、铲子、锄头、耙子，还有农药洒器，如有野草或昆虫敢于威胁葡萄的生长，这些东西会洒下致命之雨，将它们消灭。

繁花似海，新生的蔬菜遍野，咖啡馆把桌椅都摆到人行道上来。空气中洋溢着一种活跃而果断的气氛，少数特别乐观的人已经买了平底凉鞋了。

散漫的工人与这份迫不及待的情绪相反的是，厨房改建工程停滞不前。受到初信息的催促，工人像候鸟一样飞奔而去，留下几袋水泥、几堆沙子，作为必将重返的物证。总有一天，他们会再来，完成他们没完成的工作。工人突然消失，这现象全世界普遍存在，不过它在普罗旺斯更有明确的季节。

“每年的复活节、八月盛夏和圣诞节假期，本地一些别墅的主人会从巴黎、苏黎世、杜尔多夫等地逃来，过几天或几周简朴的乡村生活。而每当他们要来之前，他们总会想到，别墅稍加整修，假期才能圆愉快；浴室里加装一套净身设备啦，游泳池边上架一支探照灯啦，花坛重铺花砖啦，给佣人房的屋顶换瓦啦。若缺少这些必要设施，他们怎能安享短暂的乡居快乐？于是他们慌忙打电话给本地建筑商和工匠，要“在我们抵达之前做好”——非做好不可。

紧急的指令中暗示，立即动工的话，工资从优。速度最重要，钱不是问题。惑太大了。密特朗刚上任时的景况，大家记忆犹新；那阵子财政紧缩，有钱人都守着钱不花，普罗旺斯的土木工程清淡。这样的景况，谁知道什么时候又会来临？任务接下了，比较不唠叨的顾客且搁在一旁，伴着休眠的水泥搅拌器和未完成却遭遗弃的房间。

面对此情此景，有两种反应方式；两种都不会产生立竿见影，但是其一可减轻挫折，另一则只会增加。

我们两者都试过。起初，努力扭转时间观念，依照普罗旺斯习俗，耐心等待时光逝。享受光吧，何必像城里人那样心急火燎？这个月，下个月，有何不同？来一杯茵香酒，轻松一下嘛。这法子管用了一两周，后来我们注意到堆在屋后的建材逐渐变绿，长出野草来了。我们决定改变策略，要求工人订出一个确切的期。这段过程给了我们一些教训。

时间在普罗旺斯是极有弹的一种商品，清楚明确的词汇不足以界定它的真实意义。

“马上”可能是指今天不知道什么时候；“；明天”则说的是本周内不详何。最富弹的莫过于“半个月”这一语词了。也许是三星期，也许是两个月，甚至是明年，反正绝对不会是15天的意思。

所以，我们学会在讨论期限问题时，要看对方的手势。普罗旺斯人直视你的眼睛，说明他本周一定敲你的门，开始工作，这时候他的手怎么摆是最重要的了。若是平直不动，或拍着你的臂膀，他星期二大概会来。若有一手提升到前，手掌向下，左右摇摆，你可把时间调整到周三或周四；摇摆得厉害，变成晃动时，他的意思其实是下星期，或天晓得什么时候，全看那些不在他控制之内的因素而定。这些否定式言语的手势，似乎出自本能，因此比言语更能透实情。有时，手势之外还加上一句奇妙的词儿；“正常情况下”这是应用极广的托词，值得为它投保。

“正常情况下”那是说天没下雨，卡车没抛锚，姐夫或小舅子没把工具箱给借去…。普罗旺斯建筑工人好像把这句话当成盖在合约上的图章，而我们愈来愈对这句话抱着无限的疑虑和厌恶。

虽然他们这么不守承诺，又从不肯打个电话说声能不能来，我们也只好忍气声。因为他们总是那么和善，那么开心；只要一开工，他们总是长时间卖力地工作，工作品质又极佳。评价起来还是值得等待。所以，我们渐渐有了点哲学素养，依从普罗旺斯人的时间作息。

我们告诉自己，打从现在起，只要对于希望达成的事本不抱希望；那么只要能达成一丁半点的成绩就会喜出望外了。

田地风采福斯坦最近行为古怪。两三天来，他驾驶那辆铿锵作响的耕耘机，后面拖着一具金属肚肠似的奇怪机器，在整齐的葡萄藤之间穿行，那机器便向两边洒出肥料来。他不时停机下车，走向一块过去种瓜，现在长野草的田地。他从这一头打量那块田，回到耕耘机，洒一阵肥料，又到那一头去研究它。他用脚步丈量，低头沉思，抓耳挠腮。

趁他中午回家吃饭，我走过去看他到底在那儿发现了什么好东西。可是在我看来那不过就是一块休耕的瓜田，野草之外有一些去年用来保护作物的塑料薄膜破片，空空旷旷的半亩地。我想，福斯坦是认为地底下埋藏了金银财宝吧？我们已经在家屋旁挖出两枚拿破仑金币，而据福斯坦说，可能还有更多。可是农人不会把金子埋在耕作的田地中间吧？藏在石板底下或沉入井中不是更安全？此事大有跟跷。

那晚，他偕同安莉来访，打扮得异乎寻常的整洁，仪表堂堂，白皮鞋、桔衬衫，还带了一罐安莉烧的兔。啜了几口酒之后，他神秘地倾身向前:知道我们葡萄园里所产的酒——卢贝隆坡地的酒，即将获准拥有自己的品牌？他靠回去，缓缓点头，我们全神贯注聆听新闻，他说了好几遍“是呀”显然，福斯坦说，酒价会提高，葡萄园的主人要赚大钱了。而且，葡萄种得愈多，钱赚得愈多。我们对此并无异议，福斯坦于是端起第二杯酒——他喝酒干净利落，总是比我预期的更早饮完——提出他的建议。他认为我们的瓜田可以作更经济有效的利用。

在他啜一大口酒的当儿，安莉从皮包里取出一份文件，是政府发的许可证件，准许我们种葡萄。我们接过文件来看，福斯坦便在旁自责不该继续种瓜，说种瓜既费时又费水，夏天里还屡遭山上跑下来的野猪偷吃。就在去年，福斯坦的弟弟杰奇所种的瓜，就损失了三分之一。被野猪吃掉！好好的收成进了野猪的肚子！福斯坦对这痛苦的回忆猛摇头，一口喝下第三杯酒，才回过神来。

他说，他已经计算过，不种瓜，我们那块田可以1300枝葡萄藤。我和子互看了一眼。我们都喜酒，也喜福斯坦，而他则显然心意已定。我们同意改种葡萄，但在福斯坦走后也就没再去想这事。福斯坦是人类之中的反刍动物，做事从不匆忙冒进；再说，在普罗旺斯哪有什么匆忙完成的事情？也许明年天他会着手进行吧。

葡萄大军第二天早晨七点钟，一架耕耘机已经在瓜田里翻土了。两天后，枝队抵达——5个男人、2个女人、4条狗。领队的是种葡萄专家鲍琪先生，在卢贝隆地区种葡萄已有40年经验。他亲自在耕耘机后面推动小犁，好确定犁线笔直，间隔恰当。他穿着帆布靴子爬上爬下，牛皮似的脸神情专注。每条犁线的两端各竖一竹竿，以麻线连接，麻线上每隔若干距离做上记号。现在，整块田已经分解成细长的条状，可以葡萄枝了。

箱形车运来葡萄枝，只有我的大拇指大小，上端涂了红的腊。鲍琪先生检查枝装备。我原以为是用机器枝，却只看到几支中间空的钢管，和一个木头做的大三角。校队围成一圈，接受任务分派，然后一哄而散，成编组队形。

鲍琪在前面引导，像握着驾驶盘手持木三角一样，在地上量出等距的三个点。他身后的两个人便用钢管依点打，枝和填土的工作让后面的人完成。福斯坦的太太和女儿负责运送藤枝，顺便评论男人们头上戴的帽子，－一尤其是福斯坦戴的那顶时髦游艇帽。狗儿快活地在每个人身边打转，跟麻线纠不清。

工作时间长了，队形渐渐散开，鲍琪竟领先后面的人两百公尺远。可是距离似乎没有构成聊天的障碍，而且还总是相去最远的两个人聊得最带劲，位居队伍中间的人则一边赶狗，一边嘴说线不够直。就这样，聒噪不休的队伍在田间移动，直到大约三点钟光景，安莉提来两只大篮子，大伙儿停工，享用普罗旺斯式的下午点心。

田间茶馆他们散坐在田地上方的草坡上，看来很像布瑞松的素描。大篮子里装的是4公升的酒和很多很多沾糖油煎的法国面包，颜金黄，吃起来清脆可口。安德烈老爹来视察工作，我们看见他益求地用手杖敲打地面，然后点了点头。这闲居无事的温和老人过来喝一杯酒，坐下晒太。他用沾泥巴的手掌摩拳狗的肚皮，又问安莉今晚吃什么。他想早点开饭，好观赏最看的电视连续剧《圣塔巴巴拉拉》。

酒喝光了。男人们伸伸懒，把牙里的面包屑剔干净，回去工作。天快黑时，枝全好了。原本崎岖不平的瓜田现在平整无暇，新的小校在夕下苦有若无。枝队拉到我家后院，舒展舒展背脊骨，再喝几杯茴香酒。我把福斯坦拉到一旁，问他工钱多少。使用耕耘机三天，加上几十小时的人工，我们该给他们多少钱？福斯坦急着解释，连眼镜都拿下来了。他说，藤枝的钱是我们要付的，至于其他的就不用了。这山谷里有一套合作制度，哪家的葡萄需要重新栽种时，大家就来义务帮忙。算起来谁也不吃亏，他说，倒省了填写发票、缴税什么的。他笑着用手指摸摸鼻梁，又以“小事一桩、不值一提”的语气问道，趁着耕耘机和农夫们都在这里，要不要再种上250棵芦笋呀？

第二天，芦笋就种好了。，我们那“普罗旺斯凡事慢”的理论，此刻宣告无效了。

捍卫家园卢贝隆的天有不同的声息。猎人离去之后，潜伏了一冬的鸟儿便从藏身的林中出来，它们的歌声取代了声。我沿山径走向马索家时，唯一刺耳的是一阵猛烈的敲打声。我暗想，会不会是马索眼看观光季节将临，决定竖起“吉屋出售”的牌子呢？

我在他家附近的山径上看见他。他在林间空地的边缘打下一一公尺半高的木桩，木桩顶端钉了一块破破烂烂的锡片，上面用白油漆胡地涂抹着:“私人土地！”马索正端详他的新作，山道上躺着另外三木桩和告示，还有一堆圆石。他朝我道了一声早安，拾起一木桩，往地下猛锤，仿佛那可怜的木桩刚犯了什么不孝之罪，以这样的方式进行无情地处罚。

我问他在做什么。

“赶走德国人。”他说了，动手搬运圆石，在木桩之间排成围篱。